公元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海上捕獲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號”，船上裝有大量來自中國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產地，歐洲人把這種瓷器命名為“克拉克瓷”。
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舉行題為“晚到了400年的中國瓷器來了”的大型拍賣會，拍賣品均是從16世紀至17世紀沉船中打撈出來的中國瓷器，其中不乏被稱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矚目。 無獨有偶。近年來沉沒于1600年的菲律賓“圣迭戈號”，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島海域的“白獅號”，埃及的福斯塔遺址、日本的關西地區(qū)等均相繼發(fā)現(xiàn)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費解的是，這種盛產于中國的瓷器在國內卻罕見收藏�？脊沤绺鶕涔に嚒L格、紋飾特點，曾經推測它是明清景德鎮(zhèn)或武昌所產的青花瓷。
青花克拉克瓷荷塘花鳥瓷盤
20世紀90年代，一個令國內外陶瓷界欣喜萬分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對福建平和南勝、五寨明清古窯址的調查與發(fā)掘過程中，找到了燒造國外所謂“克拉克瓷”、“汕頭器”的窯址和銷往日本等國的實物標本。眾多的目光頓時投向平和這個平素不為人所知的閩南山區(qū)縣。
日本東洋陶瓷學會委員長，素有“日本陶瓷之父”之稱的縨崎彰一先生聞訊率領學術團體前來實地考察，他激動地說：“在日本，青花瓷器、素三彩香合等被稱為‘汕頭器’、‘吳須手’、‘吳須赤繪’、‘交趾香合’等已經400年以上了，但是產地始終不明，平和窯址的發(fā)現(xiàn)，證明了漳州窯陶瓷在明末清初時生產并輸往東亞各國。偶然與必然，學者追尋的目光落在平和窯。
談及“克拉克瓷”窯址的重大發(fā)現(xiàn)，人們往往要提到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會員、現(xiàn)任平和縣博物館館長朱高健先生。他幾十年來致力于平和一帶古窯址的調查研究，采集標本，拍攝了大量照片。
朱高健先生在地方史料中發(fā)現(xiàn)：刊于明萬歷元年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載：“瓷器出南勝者，殊勝它邑，不勝工巧，然猶可玩也。”清代重修的《平和縣志》記載：“瓷器精者出南勝官寮”。正是從以上兩則記載中朱高健確信：南勝一帶在明代早中期即以瓷器聞名遐邇。
一個偶然的機會，朱高健驚奇地發(fā)現(xiàn)，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出土瓷器碎片，竟與“克拉克瓷”的特征相符。與此同時，平和境內豐富的窯址遺存的發(fā)現(xiàn)，也引起國內陶瓷界的重視，1992年2月，福建省博物館、省考古博物館學會和日本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會，在福州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確定了對平和窯址進一步發(fā)掘的合作項目。1994年11月至1998年6月，福建省博物館與平和縣博物館先后三次在平和縣南勝華仔樓窯址、田坑窯址、五寨鄉(xiāng)的洞口窯址、陂溝窯址等地進行發(fā)掘。其結果令朱高健等人喜出望外，平和窯口燒制的瓷器中以青花瓷為主要品種，其裝飾題材、紋樣、工藝與“克拉克瓷”完全一樣，除此之外，還發(fā)現(xiàn)在日本被廣為收藏卻不明產地的“交趾香合”(即素三彩)的燒制窯口及標本。至此，一個長時間困擾國內外陶瓷考古界的外銷瓷產地之謎終于被破解，撩開面紗。
在平和縣博物館“古陶瓷展覽館”，琳瑯滿目的古陶瓷標本中，以青花瓷器和“交趾香合”(素三彩香合)最為引人注目，青花瓷器裝飾圖案各異，大的有臉盆一般，“交趾香合”則小巧玲瓏，可賞玩于手掌之中，據說此物與日本茶道聯(lián)系緊密，一般用于盛放調料，由于制作精美，造型多樣，也作為工藝品，為王公貴族所爭先收藏。
朱高健先生說，目前在平和境內發(fā)現(xiàn)的以南勝、五寨一帶為主的古民窯數以百計，它們建造于臨溪的山坡上，形成“十里長窯”，可以設想，這些規(guī)模不等、生產花色品種相近的窯口同時開足馬力，日夜生產，火光映紅花山溪，場面該是何等壯觀，產量該是何等可觀。
據日本淡水出版社出版的《形物香合》一書圖錄看，日本收藏的許多瓷器與平和田坑窯形狀一致，尺寸大小相近，如龜形、鴨形、鳥形、南瓜形、蛙形香盒等。至今日本有田陶業(yè)公司仍保留許多田坑窯制瓷技術和傳統(tǒng)工藝。
1998年10月至今年2月，由福建省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茶道資料館、朝日新聞社聯(lián)合舉辦，題為“福建省平和出土的和日本收藏的交趾香合”特別展在日本京都、熱海兩地先后舉行，參觀者絡繹不絕，引起強烈反響。
朱高健告訴記者，“從傳承關系看，平和明清時期的制瓷技術應該是第二代，景德鎮(zhèn)是第一代，日本的有田陶業(yè)公司是第三代。”
1999年11月下旬，本世紀最后一次“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暨學術討論會”在漳州舉行，200多位國內外專家聚集一堂，就“克拉克瓷”(汕頭器、青花瓷器)、平和窯等問題展開了研討。
月港興衰，平和瓷業(yè)夾縫中的生存。
或許人們會問，素無制瓷傳統(tǒng)的平和縣為何在明清時期迅速成長為重要的外銷瓷器生產基地?我們只能從典籍中去追根溯源：據《平和縣志》記載，1513年，平和蘆溪等處，農民起義聲勢浩大，提督軍門王陽明發(fā)二省兵眾，平定平和寇亂后，為安定地方，選留隨軍兵眾，在各新建置的縣治衙門充當雜役或管理廟宇等，與當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江西兵眾中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至今在原平和縣治所在地九峰鎮(zhèn)東郊，有一當地俗稱“江西墳”的山崗，系平和設縣以來，江西籍移民公墳。
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禎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時值月港海上貿易十分繁榮，瓷器又是對外出口的大宗商品，為造福百姓，獲取厚利，這些到任的知縣賦予瓷業(yè)優(yōu)惠的稅收政策，加以扶持，組織民間生產燒制瓷器參與市場競爭。從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標本看，盡管其胎釉有別于其它窯口，但其模印或刻劃技法、構圖與景德鎮(zhèn)窯產品如出一轍，這也是其有時被混淆為景德鎮(zhèn)瓷的原因。
以平和南勝、五寨窯址為代表的數以百計的民窯，地處九龍江支流上游，臨溪依山而建，從平和花山溪順流而下，可直達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貿易中心——漳州月港�；ㄉ较鹘浿兀詾榍鹆昱璧�，河面展寬，水流平緩，非常適宜水路運輸，從南勝、五寨至月港，僅需一天航程。 值得一提的是，平和外銷瓷業(yè)的迅速崛起與漳州月港的興起是息息相關的。入明，素有“東方大港”美譽的泉州港已衰敗，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貿易不但遠遠超過福州港，而且也超過廣東港。到了明萬歷年間，月港的對外進出口發(fā)展到最高峰。平和盛產的瓷器正是此時源源不斷地通過商船遠銷世界各國。
有關專家指出：東南沿海貿易陶瓷的生產是在景德鎮(zhèn)窯的興衰起伏中和海外對中國陶瓷需求的夾縫中尋求生存的，興起于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的平和瓷業(yè)就是典型之例。
當時西歐資本主義發(fā)展處于原始資本積累階段，西方對中國瓷器的需求日益增加。據史料記載，僅荷蘭東印度公司就在17世紀的80年間從中國運出1600萬件。這樣大量的瓷器，等級不一，而且僅靠處于困境中的景德鎮(zhèn)窯是難以承受的。西方東印度公司的經營者們一方面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實力的地方民窯，當然更希望在口岸附近開辟窯場就地生產，以減少運輸之苦和搬運過程中的大量損壞。也就在此時，明萬歷(1573—1620)年中，景德鎮(zhèn)制瓷業(yè)出現(xiàn)原料危機。窯工反對陶監(jiān)的斗爭發(fā)展為火燒御窯廠的暴力斗爭，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現(xiàn)的政治動亂，造成景德鎮(zhèn)外銷瓷生產的減產甚至停歇。東印度公司的經營者們手持景德鎮(zhèn)瓷器樣品和西方人喜愛的圖樣四處尋找供貨方。于是，福建沿海民窯就成為大量制作景德鎮(zhèn)瓷器替代品的生產基地，平和南勝、五寨等地的民窯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發(fā)展壯大。據文獻記載：1621至1632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購瓷器，數量動輒上萬，同時，日本人也從漳州購買瓷器，其中不乏數目可觀的的南勝、五寨窯產品，考古資料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到了清初，清政府實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業(yè)也因銷路受阻而頹廢，“克拉克瓷”隨之在海內外基本銷聲匿跡，帶給后人一連串遙遠而美麗的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