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五四”新文化運動轉變成以暴力為主題的“五四運動”,是情有可原的。但這正是中國現(xiàn)代化殘缺的根源。中國現(xiàn)代化殘缺的狀況一直延續(xù)到今天,使我們始終無法與西方進行更深層次的對話,并因而一直不具備“大我”的觀念。中國式管理在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非理性取舍,以及始終放不下“中國情結”的以“小我”為中心的思想取向,與此有著直接的關系。
“新五四”與中國后現(xiàn)代抉擇
“五四”的殘缺現(xiàn)代化應該成為我們反思的對象,否則,中國今天的后現(xiàn)代化就會缺少參照。
當我們認真反思“五四”傳統(tǒng)的時候,就會很容易地發(fā)現(xiàn),中國式管理的復古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是經不起推敲的。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無不具備深厚的國學與西學功底。他們對國學的批評并非出于無知或盲目排斥,而是經過認真比較的結果。
但如前所述,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被后來的“五四”革命運動所取代,因此,中國人不僅對基督教傳統(tǒng)、甚至對古希臘—文藝復興之人文傳統(tǒng),都未能深刻領悟與繼承。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必須繼續(xù)“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未競之旅,才有可能真正實現(xiàn)強國之夢。而后現(xiàn)代中國首先要樹立全球一體化的“大我”觀念。
盡管面臨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很多潛在的威脅,但和平發(fā)展仍是當今世界和中國的發(fā)展主流,F(xiàn)在我們的國家戰(zhàn)略也是“和平崛起”。這就需要我們以更理性的精神來對待世界。
我們不應該是一個憤怒的民族,而應該是一個理性的大國。真正的強大必定是精神的強大。而精神的強大還是在于理性。
這就是我們倡導“新五四”的現(xiàn)實意義。“新五四”的精髓,首先是理性對待一切人類傳統(tǒng),特別是被“五四”所忽視的基督教傳統(tǒng)。而基督教傳統(tǒng)的最大意義乃是使我們樹立普世的“大我”觀念。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可能理性對待世界。
由于對基督教傳統(tǒng)的陌生,我們不僅缺少“大我”觀念,更使得我們對西方的很多問題的看法會流于表面。比如,當前中國式管理批評西方的個人主義忽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實際上由于基督教傳統(tǒng)的存在,西方社會的人際關系遠不如當前中國社會之冷漠。
又如,中國式管理推崇中國的“水文化”,講究“上善若水”,但基督教傳統(tǒng)的“水性”比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由于中國的“水文化”缺少信仰的控制力量,因此很容易走火入魔,變成“黑色的水文化”,即厚黑學。而基督信仰卻更會使人變得簡單和快樂,并真正充滿智慧。
“新五四”與中國式管理的終結
如前所述,中國式管理以中國傳統(tǒng)哲學統(tǒng)一世界的構想,僅僅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虛構,而不是對中西文化進行深入對比后的科學選擇。而承認西方現(xiàn)代管理的全部成就,卻仍執(zhí)著于“以我為主”的中國式管理,無疑是對全球化缺少徹底的認識。
在國際國內市場無法區(qū)分的情況下,無論你是否走出國門,面對的都是國際市場,面對的都是來自全球的競爭對手,甚至你公司的職員都來自不同國度,你提中國式管理還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而無論你是國企還是民企還是其它任何類型的中國企業(yè),要想在今天的市場中取勝,都必須在產權模式、組織架構、人力資源戰(zhàn)略等方面與國際接規(guī)。在變革還不夠徹底的時候,你可能還會保留一些自身的特色,但這些特色最終也將會化為烏有。
因此,“新五四”精神的核心乃是,以超文化的態(tài)度來對待文化問題,促成中西文化的真正融合,從而樹立“大我”觀念,構筑21世紀的中國管理大廈。當然,最關鍵的是,讓你真正具備應對全球化市場競爭的能力。